從“抗震小英雄”到詐騙嫌犯,他用了6年,這個人叫雷楚年。最近這個青年的人生經歷成為輿論熱議的焦點,昨天的《華西都市報》詳細報道了汶川地震後雷楚年的生活變遷,為讀者呈現了他“內心的虛榮與失衡”的過程,種種跡象表明,雷楚年不僅被外界視為英雄,他本人也早沉溺於這種榮譽不可自拔。
  6年前的那次地震,雷楚年在全國民眾的聚焦下脫穎而出。他當初的所作所為當然值得褒獎,不過需要說明的事實是,像雷楚年這樣參與救災的人其實並不少,政府部門在救災結束後也給予了相應的榮譽。從媒體的角度看,關註災區中的這種好人好事是災難報道的一部分,而稱其為“英雄”很大程度是出於一種話語便利,就其本意而言,其實並沒有價值拔高方面的動機;而從政府部門的角度看,對雷楚年的嘉獎則充滿了各種看得見的榮譽。
  “我是國家的人,不必為我操心,國家怎麼可能不管我?”報道引述的這句話頗為醒目。
  在災難已經淡出人們視線的今天,他的這番表白在外界看來多少有些不合時宜。6年時間過去,這個“小英雄”還在消費當初的榮譽,而政府部門或許早已忘卻這個人物,雷楚年對英雄身份的價值想象,很大程度上是個人幻覺在起作用。如今他淪為嫌犯,這樣的遭遇並不會影響他6年前義舉的價值,深諳人性複雜性的人們反而會認為,這才是真正的“小英雄”,除了英雄的光環,還有著卑微、世故的一面。這是個體經驗,問題在於,雷楚年的心態變遷並非純粹個人脾性影響的結果,外界過去的過度加冕強化了他對英雄的身份認同,也是他此後對這一身份產生價值想象的重要原因。
  中國社會有著英雄敘事的傳統,無論是時代產生的英雄還是創造時代的英雄,各朝各代的史書都充斥了對他們的禮贊。如今世無英雄,卻不乏好人好事,人們帶著英雄情結看待這類現象,英雄的門檻在降低,但這顯然並不意味著人們的道德意識在沉睡,更不能就此認定時代在倒退,恰恰相反,英雄下凡,對普通人的加冕,更證明時代在進步,因為有越來越多的人參與構建公共生活,而這正是現代社會的重要特征。當下“英雄”的形象不再像過去那樣高大,民眾沒必要俯首膜拜,公民意識覺醒意味著,他們當中的多數都有著成為“英雄”的潛力。
  雷楚年是國家的棄兒嗎?當然不是,就嚴肅意義上而言,他所收穫的榮譽含金量有限,國家從來沒有給予他任何實質的承諾,當那場災難淡出人們視線,他的公共價值也就慢慢縮水。雷楚年高估了自己的影響,接下來的司法裁決,“小英雄”身份可能會為他贏得一定的寬容空間,但他確實該從“國家的人”的幻覺中走出來了。  (原標題:[短評]“抗震小英雄”亟須走出“國家的人”幻覺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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